根据缪勒(Johannes P. Muller)的实践辩证法，中介则意味着个别之物通过政治的、实践的调解以及法律程序中的沟通行为等互动关系而实现不断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动态均衡。

如果他还不能正确认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要求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无条件地服从他，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比人大常委会主任大，比省长、市长、县长大，进而形成党大于法的错误认识。对这个衔接，从不同方面可以作不同的理解，而在党领导权力机关的问题上，这个衔接点就是党内法规的质量和执行力。

但是这种处分又面临两个问题：一是，上文所说的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冲突时，应当服从谁？这个问题留待下文回答。四是，阳奉阴违，事先在与党的有关部门协商谈话过程中，对党组织提出的人选和主张都说好好好，但在投票表决时完全变卦。总体上看，党内法规制定的主体、民主程序、规范的对象内容，以及制定的数量经验和成熟程度等，与国家法律相比，有很大差别。由此可见，国家法律的效力是高于党内法规的，各级党组织制定党内法规，一个重要前提和原则就是，它的内容不得违背宪法和法律。2. 党内法规是实现国家法律的工具和手段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究竟是什么？站在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理解。

这个问题一直以来没有认识、解决好，对它展开充分的讨论研究，对于科学部署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三统一、四善于，实现党对权力机关的有效领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事业，具有特别重要、紧迫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针对这一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尖锐地指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慎子称：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於法矣。

庆赏罚刑各有正处，如春夏秋冬各有时也。赏存心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读书人应试做官后，都有司法的责任，即使位高如九卿者都得参与会审，听讼成为做官不可回避的责任。其实，汉以后儒家已与法家的思想产生了交杂，儒家虽仍以德治和礼治为标榜，但已不再排斥法律的治世作用，儒、法两家的思想趋于调和。

然而，李斯在秦朝统一六国后，提出：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

中国古代法制基于儒法两家竞逐的凝结流变，揭橥了法律在中国封建帝制两千余年之历史中与社会政治所呈现的耦合状态，有效基于中国古代社会环境、具有高度言辞说服力（以人伦道德为意识形态）的儒家化法律，具备了确保封建社会周期延续的历时性品格，从而推动了稳定统一的中华法体系的建立。《汉书•应劭传》说：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结语 法律在时间维度上与社会政治具有共面性，点状静态的成文律例如果不能顺随时间而实现与社会政治的同向耦合，任何曾经有效的法制都将成为辉煌的废墟。

董仲舒是春秋决狱的首倡者。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如何？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其法律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动态、持续的实践体系向凝固、静态的规范体系的演变。

他又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对法律的时间性进行社会学分析具有相当的价值，是理解法律在现实社会如何运作的有效途径之一。

对于春秋决狱，多数学者都给予负面评价。庆赏罚刑，当其处不可不发，若暖暑清寒，当其时不可不出也。

其他学者也多批评春秋决狱的任意比附原心论罪等。为了理解法律到底为何物，我们必须了解它的过去及其未来的趋势。《春秋》《诗经》《尚书》《易经》《仪礼》等儒家经义为其依据。制定法构成了永恒的现时，一旦实施，将纹丝不变直至明文废止。时间要素、主流道德与政治理论、公共决策机构，无论公开宣称的或潜存于意识的，甚至法官群体所共有的偏见都比逻辑演绎对法律的影响更大。由于大一统的封建政治结构与儒家意识形态结构在两千余年的历时性过程中保持着一体化结合，春秋决狱可被视为在打破法家秦律共时性繁苛酷滥的基础上，开启礼与法的历时性耦合，为中华法系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治世要求完成了历史意义上的顶层设计，从而使之得以延续至清末。

四政者不可以易处也，犹四时不可易处也。韩非子认为，法律是众多治世中人的工具：立法非所以避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跖也，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

引礼入法在当时的社会实践中恰恰起到了上述这一作用，消减了苛法的严酷性，在理论上有了新的建树，并使人伦秩序得到恢复。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

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儒教，用周政乎？儒生为政，难以抵制法律时间性散射的社会性、多元性和观念言辞渗透性，因而留意律学加以研习成为常态。这些判例成为春秋决事比，对后来法官判案有重要影响，可惜现存仅其六而已。

董仲舒又说：春，爱志也，夏，乐志也，秋，严志也，冬，哀志也，故爱而有严，乐而有哀，四时之则也……而春夏之阳，秋冬之阴，不独在天，亦在于人。要实现让法治为中国梦护航，必须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法律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正确分析和区分哪些是我们应当继承和弘扬的优良传统，哪些是不适应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而必须改革的体制弊端。管子说：圣君任法而不任智。重视法律所体现的时间维度，充分考虑我国历史背景、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文化质素，以此为基础适当借鉴各时代、各国家法制文明中的有益成果，确保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科学性和建设性。

儒家法学奠基人、西南政法大学俞荣根教授则认为，春秋决狱不仅开创了法律儒家化进程，而且实现了古代司法由峻向和的转折，迈出了儒家和的司法文化曲折历史的第一步。这些都强调了法律随时代而迁演，法律应该因时制宜，根据国情、时代和历史背景而定。

法律随着社会发展，当新的环境带来新的问题时，新的补救机制就需要从现行的体系中被发展出来。阴阳五行是中国人对于自然时空的信仰。

……仲舒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上者得以重秘其术，使民难窥。董仲舒说：是故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

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三）儒家法制思想的时间观念 儒家对法律作用的认识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强化，从孔子的无讼理想，到孟子的道义附庸，再到荀子的性恶论对法制的作用呈现明显的接受倾向。如普通法之遵循先例原则被西方一些学者视为具有一种持续的时间性的体现，要求法律人在为未来下决定时留意过去，普通法便被认为是一种演进的习惯性秩序。单一制定法有限的非时性意味着整个法律体系本身带有一种交替的时间性。

在繁杂的成文律例系统中，引礼入法尊古复礼的观念，起到了对严刑酷法制度的衡平与柔化作用，并赋予法律制度时代性活力，可以说为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社会的稳定结构奠定了基础。《商君•算地》说：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

然而，正如霍姆斯所言：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并对法律的功用充满信心：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

至汉武帝时，因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大一统封建帝国的政治需求相契合，以春秋决狱为契机的法律儒家化历程方才展开。如19世纪的铁路大发展就使整个欧洲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官方时间。